河北科技大學的副教授韓春雨,日前因為在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生物技術》上,在線發表了一篇關于NgAgo-gDNA基因編輯技術的科研論文,引起國內外科研界的高度關注,甚至有人因此推斷,韓春雨會成為屠呦呦之后的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
然而,屠喲喲用論文公開最初的青蒿素研發技術之前,由于歷史原因,并沒有將核心技術用專利進行保護,后續研發成果又被跨國藥企諾華通過商業手段獨占,她最終雖獲諾獎,但我國并沒因此獲得多少相應的利益。有人說,忙活半天,結果是我們只得蠅頭小利,相當于在給國際制藥巨頭打工。反觀韓春雨的這項科研成果,論文雖引起轟動,但專利同樣存在風險。
科學家當然是為全人類服務的,科學當然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的身份有國界,知識產權有國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利益驅動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和保護不到位,將會影響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所涉各方的利益,從而降低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不重視專利,打擊科研人員積極性
熱衷于搞論文的老師名利雙收。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并富有成效的教師,在夾縫中生存,沒有地位和發言權
像韓春雨一樣,潛心做學問,而忽視專利保護的科研工作者,在我國并不鮮見。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位取得矚目科研成果的高校老師,當被問及其專利保護的情況時,一臉茫然地對答:“專利方面我一點都不懂,都是請人寫的。”而實際上她的專利也存在很大風險,可她自己卻無從判斷這個專利的撰寫質量和保護力度。
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分明與利益直接掛鉤,為什么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反而不感興趣甚至一無所知呢?
首先是因為專利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我國1985年才頒布實施《專利法》,專利制度在我國還是個年輕的“80后”。要想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做好專利保護,需要兼具理工科基礎,又熟悉相關法律。可是目前我國高校的專業設置當中,雖然有知識產權專業,但卻設在法學院里,被當做文科進行教學。理工科專業并沒有相關的課程,哪怕只是選修課。很多科研人員因此從未經受過相關訓練。
在醫藥領域參與研發多年的趙耀,本科、碩士、博士階段曾先后在生物、材料、高分子等不同專業學習。可是他對記者說,自己所讀幾所學校的幾個不同專業中,都沒有任何課程涉及到專利保護的內容,以至于他工作多年以后,再碰到專利保護的問題時,仍然十分困惑,不知從何下手。
其次這與我國以論文為導向的科研考評體制也相關。長期以來,科研院校多以論文發表的數量、平臺和影響力,來評價科研工作者的績效并作為晉升依據。應用研發和擁有專利,在去年《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法》修改之前,在考評過程中并不被看重,也影響了科研人員對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
“熱衷于搞論文的老師名利雙收,各種項目和‘人才’帽子一堆,但不能為企業應用解決實際問題,更談不上科技成果轉化。”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向記者抱怨說,論文引用排名的壓力,逼得多數高校教師只能埋頭閉門造車,做的研究離市場需求越來越遠,培養的大學生也和企業要求越來越脫節。
與此同時,注重應用研發的高校教師,卻沒有好果子吃。陳儒軍介紹說,他所研制的電磁探測儀器,在國內鉻鐵礦勘探上實現大規模應用以后,將我國急需的鉻鐵礦儲量提升了三倍以上；他所主持研制的大規模頻譜激電探測系統,解決了礦與非礦區分的世界級難題；他培養的學生多數進入中興、華為等知名企業就業并很快成為骨干。可是,由于他沒有拿得出手的論文,連評教授的資格都沒有。
“高校對論文的崇拜,傷害了教師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并富有成效的教師,在夾縫中生存,沒有地位和發言權。雖然我過得很快樂,但我在高校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陳儒軍自嘲道。
數量高質量低,專利難起保護作用
專利異化為“考核”指標,催生,據說連有些學校傳達室的老大爺都開始學著寫專利
盡管不以專利“論英雄”,我國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卻極為龐大。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201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專利申請110.2萬件,同比增長18.7%,連續5年位居世界首位。
這當然與我國的人口基數,以及近些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越發重視的環境有關。可是,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陳東敏卻向記者透露了專利數量沖高的背景:“我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把專利算作科研成果,以此鼓勵大家去申請專利,有些科研院所,甚至允許拿兩個專利頂一篇學術論文……”
“另外就是有些科研項目對專利有硬性要求,項目還沒有開展,就要求老師:一期成果必須生成三到五個專利。可是什么都還沒做呢,怎么就知道肯定會有發明創新?只能硬著頭皮寫。”陳東敏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專利數量雖然高,但是質量卻堪憂。
專利聽上去高大上,實際上只要回答3個問題,就可以形成:現有技術有什么問題?你是怎么解決的?達到了什么效果?如果達到的效果正好解決了提出的問題,并是其他人從未提出過的,就滿足專利授權的基本要求。因此,有些專利雖然得到授權,但是實用性并不強,比如英國有一項知名的奇葩專利是用尿液給手機充電。所以,“專利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科研成果,有用的專利才是科研成果。”陳東敏反復強調。
山西一所高校中某研究光電領域的老師表示,學校為了追求專利數量,專設了資助獎金,規定職工每申請一個發明專利資助2000元,專利授權后再獎勵5000元。至于發明專利是否真的有用,能不能轉化,則一概不管。而為了得到這筆資助獎金,據說連他們學校傳達室的老大爺都開始學著寫專利。
除此之外,人們申請專利的目的五花八門,有為評職稱的,有為申請科研經費的,甚至在一些城市,是否擁有專利成為落戶的指標……專利變得為寫而寫,而不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寫,導致一些科研工作者把專利當成“笑話”,認為不值一哂,更難重視。
而即使一些科研工作者意識到應該用專利保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維護自己的利益,可是由于對專利的認知不足,往往只知道申請幾個專利,并沒做好專利布局策略,忽略了幾個專利相互間的關聯。“這種保護是分散的,每個專利就像一粒沙子,聚在一起只是一盤散沙,難起到強有力的保護作用。”知乾知識產權信息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冰說。
侵權違法成本低,致產學研脫節
對于專利,“有些人該抄還抄。維權成本很高,但賠償額卻不高,你可能花五十萬完成訴訟,最后判對方賠十萬,得不償失”
知名跨國藥企諾華有一款名為格列衛的藥,專治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等罕見病。它又稱甲磺酸伊馬替尼片,其藥效最好的結晶方式是伊馬替尼甲磺酸鹽結晶成的β晶型。可諾華不惜重金為包括伊馬替尼在內的31種化合物申請了專利；還布局了酒石酸鹽,琥珀酸鹽和丙二酸鹽的專利；僅甲磺酸鹽的晶型,除了β以外,f、δ、υ和h幾種晶型的專利也被諾華牢牢抓在手上。
諾華揮金擴大專利保護范圍的目的,是形成專利布局,避免候選藥物過早暴露,妨礙對手快速跟進。格列衛上市兩年即為諾華帶來十億美元的巨額利潤,被業界稱為“重磅炸彈”。專利成為諾華看守這棵搖錢樹的牢固壁壘,競爭對手如果想要仿制,繞過一個專利容易,全都繞過難度可就高了。而能像這樣用高質量專利精密布局進行防御的企業或科研機構在我國非常少見。
“國內的案子價格低,只有外國人才肯在這上面花大價錢。”做了多年專利代理人的小樊告訴記者,比起國內客戶,他們更愿意接外國客戶的委托。華冰解釋說:“這其實就是在幫國外企業在中國申請專利,相當于幫他們在中國的地盤上跑馬圈地。這不是我們做這個工作的初衷,我們本來是想幫中國人在世界上跑馬圈地的,可為了生存,也沒有辦法。這是這個行業讓我覺得很心痛的一個現狀。”
無論是買專利還是寫專利,國人都不肯出高價,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知識產權的違法成本低。“維權難成為一個梗阻。”華冰說,“即使你通過發明或者購買,得到一個專利技術,可是又怎么樣?有些人該抄還抄。維權成本很高,但賠償額卻不高,你可能花五十萬完成訴訟,最后判對方賠十萬,得不償失。”
在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看來,這是導致產學研脫節、科技成果難以實現轉化的根本原因:“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的情況下,企業不敢將核心技術申請專利,公開其掌握的技術方案。而高校由于對企業的技術現狀不清楚,不知道企業的真正實力和技術需求,就會出現高校研發的技術可能企業早就掌握甚至淘汰了的情況,校企之間距離越來越大,產學研進一步脫節。”
“如果侵權行為能受到足夠的懲罰,企業遭受的侵權損失可以得到彌補,自然會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陳儒軍建議道,“只有給予足夠的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研發的核心技術才愿意申請專利。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間才有可能相互知根知底,在此基礎上實現科技成果轉化,促成產學研的無縫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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