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最近北電專利拍賣、蘋果公司專利戰、谷歌收購摩托羅拉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專利的運營迅速成為國內外業界的熱門話題。根據調查，國內外一些從事專利運營的企業積極聯系國內一些有實力的企業，提供有關專利信息，尋找潛在買家。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如何發掘專利的潛在價值也已經成為國內部分領先企業的自身需要。事實上，一些成熟的企業已經在為自己手中集聚的大量專利開始認真思索出路。過去幾年，隨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迅速推進，部分企業和科研院校申請了并且在國內外得到了眾多的授權專利，如果這些專利“閑置”，無法轉化為商業成果，也無法通過專利運營而帶來利潤的話，相當程度上會影響到地方政府、企業、科研院校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效果。如果專利的價值僅僅體現在專利訴訟和商品的競爭優勢的話，那么專利的本身作為無形資產的價值遠遠不能充分體現出來。
筆者根據走訪調查相關政府部門和中國企業，并結合現有國際上涉及專利運營的最新發展和實際經驗積累，現將有關現狀、難點分析如下，并且就未來國內專利運營的發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國內外專利運營的現狀
在現階段，專利運營的本質上是充分實現專利的財產功能，主要包括傳統意義的買賣或者許可專利，也包括通過更加復雜的許可模式和金融運行手段實現價值。
賣方通常出于獲利，盤活已有專利資產的目的。對于擁有大量專利的專利權人而言，申請、維持專利權花費不菲，耗費相當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隨著一部分企業實施知識產權已久，授權專利數量急劇上升，企業管理層對于專利價值的認識正在逐漸深化。通過專利運營是獲取轉讓或者許可費用是比較便捷的方式。
買方的目的則較為復雜，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種：
（1）有的買方出于防范或者抵御訴訟的需要，希望購買效力穩定、保護范圍寬的重要專利，能夠在訴訟中對競爭對手造成威脅，或者阻礙競爭對手的發展路徑；
（2）有的買方則是看重專利的潛質，希望以比較合理的價格獲得優質價格，未來轉手出讓獲利；
（3）有的企業，比如電信行業，需要在涉及標準的必要專利許可談判獲得有利地位，對于購買與標準有關的或者是必要專利，往往有濃厚的興趣。
從國際上的最新發展上看，有關專利運營的雙方界限已經日趨模糊。以往專利運營的賣方或者授權方多是掌握信息產業標準的強大專利組合的大企業或者組織，如IBM、Philips和MPEG LA等。通常為人們所詬病的Patent Troll，通常以訴訟迫使大企業就范，也是專利運營的一大主角。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本身有主營業務企業（operating companies）愿意把它們不需要的專利拿到市場上出售。比如，著名半導體內存技術企業Micron Technologies則是在2009 年直接將其1/4的4500件專利出售給專門從事專利許可的Round Rock公司，間接獲得高額許可費用。這種贏利方式正在吸引更多的大企業積極考慮如何開發自己持有的專利價值。
在中國國內，國內的專利運營有的一部分與傳統的技術轉讓密切結合。買方不但需要購買專利技術，而且需要一系列的技術轉移、培訓等確保自己應用技術。
單純的以盈利目的的買賣或者許可專利的，目前尚不多見，見諸于報道比較多的有深圳的U盤企業朗科和中國上海生化研究院的。有的產業組織，比如中彩聯的專利池和電壓力鍋專利池，盡管也有專利運營的色彩，但是由于比較封閉，外界難以得知具體的運作方式，讓人難免認為其目的仍然是變相的產業聯盟，其中涉及的反壟斷法問題將成為這種類型的“專利池”難以逾越的障礙。專門研究國內專利池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課題組報告基本認為國內的專利池受制于核心專利技術尚不充備等原因，多處于嘗試、探索的初級階段。
二、專利交易潛在雙方面對的難題
國內的一些大企業，在獲得大量專利授權之后，面臨的一個集中問題是整理了解自己現有的專利。整理專利不僅僅是進行簡單分類，更重要的是確認其價值適用范圍，更深入地講，需要按照專利保護的技術方案，根據專利叢（clustering）的概念，對專利做細致的分析、整理，對專利的運營打下基礎。
這種“整理”工作貌似簡單，事實上工作量很大，而且要求負責審閱專利的人員在技術發展趨勢和企業商業策略上有豐富的經驗。目前絕大部分企業的專利管理人員已經偏少，工作量大。如果要求其仔細研讀專利，發現適合運營的專利，工作壓力必然難以承受。如果外派給律師和專利代理機構處理，將涉及到經費預算問題，同時外部律師如果不是和該企業有深入合作，對于產業的理解也往往和公司的經營人員有距離。
研究整理專利之后，通過什么樣方式和條件出讓許可專利也是難點。專利交易的特殊性是交易的標的物較為特殊，往往只有熟悉特定領域的技術和商業方向的人才能比較好的判斷出專利的價值。這樣的人才培養一般來說需要從具體商業、法律實踐當中培養。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專利運營管理人員的內部人員激勵機制和人員保障非常關鍵。如果具體負責人員的回報與專利運營的結果無關，專利管理人員缺少積極性。這種情況在國外企業當中也存在。筆者最近與一個歐洲大型材料化工企業的專利法務人員溝通過程中，發現類似的問題：該企業知識產權高管熱心推動知識產權運營，但一線人員疲于應付手頭工作，難以有積極性進行深度的專利分析，導致相關許可工作進展緩慢。有的專利運營比較成功的企業，如Philips，其專利許可部門單獨成立，完全按照企業化運作，并設立了具體的P/L 損益值考核效益。
相對于專利權人而言，買方面臨的困難既包括對于專利價值的評估，也包括投入資金風險問題。
首先，對于中國之外的專利，該市場是全球化的。美國由于其專利訴訟發達，法院判決的賠償額對于專利的市場價值有重大影響，導致專利市場價格高昂。比如在無線通訊領域，大家公認的有價值專利售價以百萬美元計。國內企業即使規模大，但是如果金融支持，企業董事會在專利運營進行大規模的投入肯定非常謹慎。
關于專利價值和資金決策方面，人的因素是最關鍵的。國內企業的專利團隊較年輕，素質即使優良，在企業內發言權內難免有限。專利買賣的過程，除了為了處理訴訟等緊急情況，往往需要假以時日。企業高層決策慎重也是必然的。
國際上成功的例子往往與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在專利運營的智慧和膽識極為相關。比如索尼公司美國子公司的資深副總裁Mitomo先生，長期駐守紐約，分管索尼公司美國業務，深受美國知識產權文化和實踐影響，敏銳地察覺Intertrust 的DRM安全技術的重大價值，最后說服董事會投入巨資和Philips 共同購入該企業（價值4.53億多美元），獲得其專利，讓索尼公司在相關領域內的優勢長期保持，并且有效的維持了與競爭者的態勢。
另外一個例子是韓國三星，在2006年至2009年間，該企業投入數億美元購入專利，彌補其專利組合的不足，使其在專利戰中處于有利位置。表明上看，這些企業的投入巨大，但是考慮到大型國際化企業為了應付美國法院的訴訟每年投入數千萬美元的訴訟費相比較，如此投入是值得的。
調研中所接觸的一位優秀企業專利運營經理不到30歲，但是由于多年從事專利運營評判和標準化工作，勤于思考，與國外同行有廣泛接觸，視野寬廣，熟知國內外實踐。如果企業高層決策也有類似經歷，假以時日，不難預見可以培養一批高層人員擔當大任。
三、對于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建議
對于致力于國際化的企業，專利訴訟本身是商業風險的一部分。日本、韓國、臺灣企業的經歷是最好的證明。對于電信行業，北美市場還沒有打開，但是仍然需要未雨綢繆。否則，不僅僅是未來單純支付專利訴訟費用的問題，而且是徹底喪失機會。
專利運營的一大關鍵是企業高管的眼光判斷和企業產權戰略決策能力。單純依靠年輕團隊的分析和外部咨詢團隊的意見，絕大部分中國企業的現有文化決定了高層人員難以作出決策。
建議中國企業高層需要直接深度參與涉及知識產權問題的交易。事實上，發現有重大價值的專利往往來自于過往的交易本身。索尼公司當年發現InterTrust與其事先已經采用該企業的DRM技術有重要關系。
另外，中國企業高層應當擴展溝通渠道，與經驗豐富的國外企業高層建立信任，分享經驗。緊密參與國際知識產權運營的人員和具有豐富經驗的企業數量其實不多。借助中國企業的優勢和國外企業尋求與中國合作伙伴發展緊密關系的愿望，中國企業完全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找到合作機會，與國外企業共同進行專利運營活動，從而獲取知識產權運營的know-how。更重要的是，在專利運營的過程中，交易各方往往有天然的動機尋求有信任關系的合作者，減少交易風險。
對于政府而言，政府應該放松中國企業出售其專利的限制。國內企業發現自己不需要的專利，以合理的價格出售國內企業或者外方，必須鼓勵和支持。不應當僅僅因為擔心企業經驗不足導致部分專利轉讓價格過低而束手束腳。
重要的是允許市場的自然形成，使得中國企業在交易中愈來愈嫻熟。一味地保護的后果往往是導致企業見識有限，沒有足夠交易經驗作出理智判斷。
目前，政府部門對于國外資本的專利運營機構(如高智)收購國內大學的專利抱有非常警惕的態度。這其中的政策考量有其道理。
但應當注意的是，政府同時負有責任推動科研機構的專利成果轉化。否則，科研機構的專利申請面臨質量低下或者收益率低的問題，同樣影響國有資產的保值。
對于有的決策者而言，一個涉及專利運營的誤區是，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專利的期限。專利的有效期限是20年。即使在專利交易過程中因為經驗不足，價格上吃虧，該專利的壽命也只有十余年（考慮到授權申請時間），所謂的不利后果是有限的。
專利運營的概念簡單，其實戰過程卻是復雜的。歸根結底是因為專利的價值評估需要在實踐中對于技術、商業和金融知識經驗的積累。政府的責任是塑造良好的商業環境，使得企業交易能夠按照商業的基本規律運行，遵循契約精神、信賴專業知識。
四、當務之急--應對海外訴訟風險
中國企業因為產業發展的特點在歐美市場必然要經歷知識產權訴訟知識產權訴訟考驗。最近的如LED產業面臨的337調查，2008年發生的通領企業在美國艱苦應訴取勝的報道也廣泛作為中國企業在海外風險的例子。
未來可以預見到海外的專利訴訟風險將會進一步加大。以美國為例，以往深為詬病的由小型的Non-practising entity發起的Patent Troll訴訟，多以大企業為訴訟對象，類似微軟公司、索尼公司、三星乃至大銀行等金融企業多成為被告。大企業一旦敗訴，陪審團經常判決高額賠償，即使雙方以和解方式結案，律師費用也往往驚人。另一方面，大型的知識產權經營企業，如Intellectual Venture等，往往通過專利的開發和購并，通過專利許可和其它商業運作方式盈利，極少訴諸于訴訟。
但是，2010年12月，Intellectual Venture改變了其長期以來的訴訟策略，發起了三起針對半導體的專利訴訟，影響重大，涉及的技術包括電腦安全軟件，動態存儲器（dynamic RAM）和現場可編程邏輯門陣列（FPGA）。針對的企業多為年收入3-5億美元的企業。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Intellectual Venture的投資方多是微軟、英特爾、思科和谷歌這樣的大企業，Intellectual Venture的訴訟也是大企業的利益驅使。未來大企業可能通過多種方式使用專利訴訟的方式保護其利益，可能會愈加普遍。
鑒于目前中國企業的訴訟風險，指望以高額對價購買專利來保護自己未免不現實。為了保護中國企業利益，政府不但需要在預警方面進行更多的工作，而且應當注意吸收類似地區的經驗，抓住核心問題投入資源，幫助企業解決當務之急。
以臺灣為例，臺灣廠商多年以來在美國也深受專利訴訟之痛。其中，臺灣企業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專利的質量問題，擁有關鍵專利不足，導致臺灣廠商在與美國企業的專利侵權當中常處于劣勢。為此，臺灣最近集中通過制定 “智財戰略綱領”試圖改進。
臺灣目前主要的做法是：
（1）該綱領尤其強調綱領本身的級別，建議未來推動該綱領的工作直接由其臺灣“行政院”負責，而不是由某一“部委”完成。臺灣“經濟部”在討論過程中明確提到，日本及韓國的知識產權戰略多系以首相或總理宣示推動，臺灣的“智財戰略綱領”也涉及跨各部門的目標設定及任務執行，因此最好也將推動的政府層面提升至“行政院”，體現政府重視及強化執行的效果。
（2）通過其工研院從2011年起以實際案例試行結合市場需求預測、技術預測及專利布局等，建置一項市場導向的專利布局模式，推廣給臺灣產學研應用，來規劃有效取得知識產權的方式及研究重點項目。
（3）一旦有臺灣企業被訴，工研院從其自己的龐大專利組合中積極調取有益專利，許可臺灣企業使用，甚至主動出擊，起訴國外企業。據報道，2010年 12月，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在美國聯邦法院起訴LG侵犯工研院的在手機、空調、藍光光碟機和液晶電視等22項美國專利；2011年8月，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起訴LG在韓國和美國子公司專利侵權，涉及專利包括改善均勻性用在背光模塊的顯示設備，包括數字電視和顯示器。
（4）不僅如此，臺灣工研院于2011年9月成立智財管理公司，由知識產權菁英人員出任專業經理人。智財管理公司為民間企業，該公司及旗下籌設的基金組成智財銀行（IP BANK），為一種創新的智財營運模式，有意參加基金招募的業者，不須投入該公司所持有的專利，而是由智財基金對外收購專利。根據報道，智財管理公司下設兩檔基金，“反訴型基金”預計規模從5億臺幣（約人民幣1.1億）起，以智能手機、面板顯示器為主；“布局型基金”預估規模超過十億臺幣，鎖定能源、醫材、智能電視、LED、綠色材料等產業。布局型基金涉及產業面較廣，著眼中長程的專利布局，并且布局型基金不排除引進臺灣政府的發展參與。
臺灣的上述做法和嘗試為中國大陸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臺灣的現有做法看來是參照了美國的RPX Rational Patent的模式，換之以政府為主導，調動民間的資本技術優勢，既幫助臺灣企業應對訴訟，同時寄希望于發展專利技術，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
在中國，以中國科學院和重點科研院校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多年以來也已經積累了一批有潛力的國內外專利，盡管有薄弱之處，但是提供一個可以發展的基礎。完全可以采用RPX Rational Patent的模式，既能夠幫助加入的會員單位在專利訴訟中抗辯，也可以通過研發、收購、交叉許可的方式拓展專利。具體方式可以進一步研究。
